受訪者簡介
寧鎮疆，山東省郯城人，上海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博士后合作導師。中國先秦史學會常務理事、副秘書長。研究方向為先秦史、先秦文獻及思想、儒家經學等，尤其重視利用出土文獻對先秦歷史與文獻的研究。在《歷史研究》、《中國史研究》、《漢學研究》（臺灣）等海內外權威刊物發表論文數十篇。
訪談內容
問：請介紹一下您學習和研究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的經歷呢？
答：劉釗老師最初跟我說也做一期訪談的時候，我是有點驚訝的。因為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并非古文字專業出身，平時研究之所以較多涉及出土文獻，是因為我的專業方向是先秦史，我對談的東西是不是能對初學者有參考價值心里真的很沒底。我本科就讀于山東師范大學歷史系，那時候能考上大學對于農家子弟來說已經算完成任務了，根本談不上有什么學術規劃或追求。本科階段，對我古典學啟蒙比較大的是王克奇和張富祥兩位老師。王老師講的漢代思想史我聽得津津有味，甚至還專門為此背誦過司馬談的《論六家要旨》。王老師知道我老家是郯城的，課下還專門跟我說最近有個關于孫臏兵法的研討會（在臨沂開的），論證馬陵之戰就在你們郯城啊。馬陵山就在我們村東二里，這事我卻完全不知道。出于好奇，就去找一些相關的文章來讀。從這些文章中我第一次知道了李學勤先生的大名，李先生當時寫了一篇討論“郤氏左戈”的文章，此戈就出于我們鄉的糧管所。郤氏乃晉國望族，此戈卻出于郯城馬陵山腳下，李先生措辭嚴謹：“這是有利于馬陵郯城說的”。這大概是我與“出土文獻”最早的接觸。
張富祥老師在給我們開的《中國歷史文選》課上，經常信手寫出甲骨、金文或小篆字形，而且還不用看書就直接在黑板上寫出一些經史典籍的原文，這讓我嘖嘖稱奇。后來張老師調到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院，在古史、年代學、文獻學研究上取得很大的成績，我個人是一點都不奇怪的。受兩位老師影響，我本科階段很喜歡讀古書，尤其是先秦諸子，不僅讀，有時也背誦，甚至抄。考研時，由于曾經如癡如醉地讀過馮天瑜、周積明、何曉明三位先生的《中華文化史》，我就選擇報考湖北大學的文化史研究所。彼時馮先生剛剛從湖大調去武大，我記得是何曉明老師給我回的信，所以入學后我就跟何老師讀碩士。何老師自己的研究興趣在近代文化轉型和知識分子問題，但對我研究方向的選擇并不加干預，我還是一如既往地讀古書，尤其是先秦諸子。
碩士導師何曉明教授
研二時選擇畢業論文選題，自己懵懵懂懂地選了《老子》。彼時《郭店楚墓竹簡》剛剛出版，我卻一無所知。何老師知道我的研究興趣，1998年暑假介紹我去拜訪清華的廖名春先生。從廖老師那里，我才第一次知道了郭店簡《老子》，廖老師把他剛剛寫成的《〈老子〉“無為而無不為”說新證》一文（后刊于《中國哲學》第20輯）打印一份送給我，讀廖老師的這篇文章，使我對如何結合新材料開展研究有了初步的認識。后來北京的朋友還幫我買了一冊《郭店楚墓竹簡》郵寄給我，有時興之所至我也摹一摹上面的字形。但總體上講毫無章法，治學的門徑也完全不懂。因此，雖然懷揣《郭店楚墓竹簡》一書，但我的畢業論文對郭店簡《老子》基本沒什么涉及，還是很“飄”很“懸”地在那談“思想”。不過，臨近畢業時我把碩士論文中的一部分抽出投稿，竟然被一家在學界相當有影響的刊物采用，至少在寫文章上給了我很大的信心。
1999年我考取華東師范大學謝維揚教授的博士生。謝師受業于吉林大學古籍所著名的“二老”之一金景芳先生。金老在古史、經學等領域的成就是舉世公認的，對文獻的諳熟和重視也常見于金門弟子的回憶錄中。金老弟子中，我熟悉的師伯、師叔盡管研究領域和興趣多有不同，但文獻方面多有過人修養。也正是在隨謝老師讀博期間，我才系統地補上了文獻這門課。謝老師當時給研究生常開的課我記得主要有“先秦文獻學”、“文獻精讀”、“金文選讀”等。這幾門課是輪流開的，我讀書的那兩年恰好“金文選讀”沒輪上，有點遺憾。對于“先秦文獻學”這門課，謝老師有非常細致的準備，專門自編、油印了講義，我們上課的同學幾乎人手一冊。
謝維揚教授《先秦文獻學》講義
“先秦文獻學”主要是通論先秦五經和諸子，而又以前者為主，這主要是由于對先秦古史研究而言，五經無疑更為重要。這部講義對于《詩》、《書》、《易》、《春秋》及三傳、三禮的注疏體例、經學家法、學術史源流、諸經的今古文等重要問題有原原本本、非常全面的介紹。當然，既然是“先秦文獻學”，謝師的講義在“序論”中也開宗明義提到，它包括“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并就兩類文獻在記載的深度和廣度、可靠性、釋義等方面的差異有簡明扼要的介紹。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謝師的這部講義與一般的經學史或經學通論不一樣，先生講五經是服務于歷史研究這個目的的，因此講義中幾乎在通論每一部經典時，謝師都會對該部經典作為史料怎么來用、如何辨析相關記載的史料價值有專門的分析，更有對諸經在新的研究視野下的古書年代學特點進行討論。其中很多地方凝聚了謝師的審慎思考。這些內容對于初學者特別是從事先秦歷史研究的學子來說，我覺得都是干貨滿滿，啟迪良多。前幾年我們有學生把這部講義錄成電子版了，希望再補充晚近的一些新發現和研究，爭取近期出版。“文獻精讀”課我讀書時謝老師講的是《尚書》，用的本子是孫星衍的《尚書今古文注疏》，謝老師是結合孫疏逐字逐句講解《尚書》經文，有時也穿插晚近《尚書》學大家如王先謙、曾運乾、楊筠如、顧頡剛等人的說解和研究。對于我這樣一個碩士并非先秦史專業、文獻學底子又很薄的人來說，上這門課不光體會到《尚書》八誥的佶屈聱牙，辭義艱澀，更體會到嚴肅的學術研究應該有的規范和要求。“文獻精讀”謝師雖然只講了《尚書》，但此后我也嘗試以同樣的方式系統地去讀其他幾部經書，這個工作甚至一直持續到入職上大之后很多年。尤其是對于先秦史研究有重要價值的《春秋》、《左傳》和《國語》讀得就更細，目前形成了幾十萬字的資料。這種資料長編已經不限于“讀”書了，也著眼于日后的研究。謝師授課時曾經專門推介清人顧棟高的《春秋大事表》，此書歸納《左傳》一書事類真是備極細致，而且往往又以表的形式羅列，看起來一目了然。我對《左傳》、《國語》進行資料長編也仿其體例，當然沒有必要以表的形式來做，但在事類的歸納上，服務于今天的研究倒可以列出一些新名目。比如，我曾擬“公共知識”一目，涉及諸國之間或不同時代在觀念、制度等方面屬于“公共”的“知識”，這一類目可以和我們今天研究古書的“互見”或“言公”對接，問題意識突出。后來從事先秦史研究時，我時常回看這些資料長編，無論是資料還是選題，經常還有新的收獲。謝師的文獻課還有一塊重要內容，那就是介紹學界的研究前沿和新發現的出土文獻。謝師如果外出開學術會議，那下次上課一項重要內容肯定是介紹這次會議的見聞和收獲。比如哪位先生的文章中又提出了新觀點，哪位先生的文章又公布了新資料等等，這對于我們及時了解學界動態和前沿都是非常有幫助的。彼時正是夏商周斷代工程推進之時，謝師也參加了這個工程的一些重要活動，我們關于這個工程的重要學術信息，比如文獻、天文歷法、金文等不同斷代手段在工程研究中的分歧和爭論，都仰賴謝師的介紹。
因為輪流開課的原因，我沒有聽到謝師講“金文選讀”的課，但他在其他課上也時或涉及文字考釋的內容。謝師經常跟我們講起于省吾先生的文字考釋成就和方法，先生對于老非常推崇，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講于老所主張的攸關文字考釋成敗的兩條原則：“律”和“例”。所謂“律”就是要符合文字學如字形、聲韻等方面的原則，而“例”就是古書中確有這樣的用例。據我所知，直到今天這依然是古文字學界遵循的基本原則。我本人雖然做不來文字考釋，但看別人的文字考釋文章也經常拿這兩條原則來衡量。謝老師非常重視對我們古文字學專業知識的培養。在我入職上大不久的2004年秋天，先生專門邀請安徽大學何琳儀教授來上大講古文字學。何先生是于老高足，又是戰國文字研究的開拓者，有此機會甚是難得，這也是我第一次聽古文字專業出身的人講授古文字學。我記得當時來旁聽的還包括我校美術學院從事書法史研究的老師，可見何先生的影響力。何先生的講授內容前面是通論，涉及《說文》及古文字學史、古文字材料分類、古文字學代表著作，后面則重點講解《說文》部首，兼及古文字考釋方法。何先生講《說文》部首，是結合卜辭、金文、戰國秦漢簡帛等新材料。他對這些材料非常諳熟，旁征博引、信手拈來，每一部首從卜辭字形到金文形體直至小篆，原原本本，娓娓道來，聽起來非常過癮。何先生講課也非常有才情，對自己的觀點非常自信，講課中不時穿插古文字學界逸事，使我在古文字知識之外又學到不少掌故。授課持續了整整一個月，最后送別何先生，我記得邊吃邊聊，從中午一直聊到晚上何老師火車時刻點臨近，中飯吃成了晚飯，但大家都意猶未盡。
聽何琳儀先生授課筆記
2007年聽聞何先生在講臺上突發疾病不幸去世，我們都感到非常震驚。何先生上大授課時的音容笑貌時常浮現在眼前，我目前僅有的古文字知識也多賴何先生傳授，每念及此總是感到無盡的悲傷，我永遠懷念何先生！
對于我這個先秦史底子很薄的人，讀博時我也很注意向一起讀書的同門學習。高我兩屆的周言師兄，在青銅器和金文方面有很好的基礎，其時恰逢斷代工程的推進，他緊密跟蹤學界前沿，博士論文題目為“西周年代研究”，論文做得很出色，我記得畢業后復旦大學的葛劍雄先生即邀請他去復旦從事博士后研究，對于我來說他簡直是學霸的存在，一直是我學習的榜樣。我們那屆謝老師空前絕后地招了3位博士生，除了我還有現在江蘇社科院歷史所的王健及上海社科院歷史所的陳磊。
謝老師與我們同屆讀博的三人：左一王健 右一陳磊
王健師兄是在職讀博，他碩士受業于鄭州大學著名的《尚書》學和古史專家李民教授，讀博前王師兄已經在先秦史研究中取得不俗的成績。王師兄恰好與我同寢室，耳濡目染，我從他那里學到了很多課堂上學不到的東西。我印象中他經常翻的兩本書一是楊伯峻先生的《春秋左傳注》，另一本是杜勇先生的《〈尚書〉周初八誥研究》。《春秋左傳注》被翻覽之勤，以至于都有點發黃、“毛邊”了，更不要說其中的圈點、標記，我從中的體會是治學對于經典文獻要精讀、反復讀。從王師兄處，我還知道了“基本文獻”這一提法，大概的意思是，對于史學研究每一個領域都有其“基本文獻”，這樣的文獻即便不能成誦，也是要精熟的。以先秦研究而言，像《史記》這樣的書就是“基本文獻”，不能動輒還要搬書來查，言下之意對于主要篇目或段落要做到成誦，我不禁汗顏，也倍感壓力山大。
由于在《老子》一書上勉強有點積累，博士二年級畢業論文選題時我的題目定為：“《老子》‘早期傳本’結構及其流變研究”，主要措意于“早期傳本”的分章、分篇，以及章序、篇序等結構特征，想弄清楚今本81章、上下篇的結構由來，因為當時能看到的郭店簡本、帛書本甚至傳世的嚴遵《老子指歸》之結構都與81章系統有或多或少的不同。這個題目雖關注出土文獻，但卻基本不涉及字詞考訂，也是想盡可能地揚長避短。論文外審、答辯的過程中，專家的反映還不錯，尤其覺得以結構研究的視角探討當時蔚為潮流的“成書”問題，不失新穎。順便說一下，后來公布的北大簡本是77章，“結構”上仍具“早期”特征，證明當初博士論文中的一些看法還不乏預見性。北大漢簡本公布以后，其“結構”問題一度又是大家關注的熱點話題，學者為探討這一問題所做的學術史追溯，大多不出我當時搜討的范圍，讓我感覺到當初的工作還是有價值的。
入職上大的十余年里，我主要關注《孔子家語》一書的研究，出土文獻中當然也有材料與此書相關，如八角廊漢簡、阜陽雙古堆漢墓簡牘、上博竹書《民之父母》等，我也發表了與此有關的幾篇成果。不過，隨著《家語》研究的深入，該書涉及的問題其實大多與出土文獻無關。諸如《家語》版本、與《家語》有關的經學史、《家語》與其他經典的關系等，哪一項都比較煩難。所以，入職上大的十余年里，一方面是上博竹書一輯接一輯地公布，學者間也一次次地掀起研究的熱潮，但我因為沉入《家語》的研究，反倒很少關注，實際上等于落伍了。但《家語》研究我也有另外的收獲，比如以《家語》為例思考從先秦到漢代孔門師生言論結集的方式，《家語》與其它古書如《禮記》、《荀子》、《說苑》之間的關系，以及由此反映的古書形成方面的規律，特別是后者，對我一直關注的古書成書研究來說簡直是“歪打正著”。我真正開始清華簡的研究是從《系年》開始的，此后就慢慢多起來，這主要是因為清華簡中漸次公布的篇目對于先秦史研究來說實在太重要了，像《詩》、《書》類很多篇目即是如此。雖然起步晚了點，但由于此前在先秦五經、諸子之類的文獻上打下的基礎，感覺上手還比較容易。當然，我的工作主要是先秦史研究取徑，特別關注清華簡的一些篇目對先秦史歷史研究所帶來的推進。
問：您在從事學術研究的過程中，在閱讀、收集資料、撰寫論文、投稿發表等方面有什么心得體會？
答：盡快建立自己的資料庫是很重要的。過去學者習慣用卡片進行資料搜集，今天用電腦來做這事會更方便。對于電子版資料，我也有自己的理解。現在做出土文獻研究的，往往原始資料一出，很快就可以拿到電子版，包括原簡圖片和釋文，但那大多是掃描的照片，對于很多電腦技術高超的學者來說，這可能已經夠了。但我的方法可能更笨拙一點——一定要把簡文錄入為word版的形式，因為對我本人來說這樣用起來才更方便，而且閱讀起來文氣也比較連貫。另外，我還習慣把傳世文獻與出土文獻“混編”。舉例來說，清華簡中的《皇門》、《祭公》、《攝命》等篇與《尚書》周初八誥的語言、文式很接近，我就把它們“混編”在一起，這樣就近比較、對照閱讀，經常可以觸類旁通地看出不少問題。這種“混編”也包括青銅器銘文。前人經常說一篇長的銘文足抵一篇《尚書》，既然它們體式相類，為什么不創造條件讓它們“靠近點”呢？實際上，在無法做到把所有銅器銘文都背誦下來的情況下，這種“混編”，等于也提供了進行舉一反三式文例系聯的物理條件。我此前發表的一些成果包括正在寫的文章，有不少正是受惠于這種“混編”。另外，要注意記錄、搜集轉瞬即逝的一些想法和資料。我特別喜歡案頭隨錄紙，開本不大，攜帶方便，隨記隨揭，案頭、床頭都放一些，隨時記錄轉瞬即逝的一些想法或靈感，然后定期整理。我們都有這樣的體會，這些轉瞬即逝的想法，如果不加記錄，事后專門想有時怎么也想不起來，“記錄在案”就不存在這個問題了。這種隨手記的東西，也不限于想法，也包括資料，現在學術研究的信息量越來越大，原始資料、期刊論文、會議論文集甚至網站文章及跟帖，真的如“井噴”，當時讀的時候很過癮，但如果不加記錄，事后尋其出處卻怎么也找不到。前人講好記性不如爛筆頭，其實也是側重于把它們“記”下來。我出去開學術會議有個習慣，早晨經常會通覽所有會議論文，對那些選題新穎、自己感興趣的論文會隨手做好記錄或標記。會議期間時間很緊，可能來不及細讀文章，但回來后會對照當時的記錄，把相關的論文找出來仔細閱讀。會議論文基本上都是學者的最新成果，很多甚至還沒有發表，錯過這些重要的學術信息是非常可惜的。
撰寫論文方面我有兩個極端。一種是快的，只要是靈感來了，問題看準了，一兩天之內文章就能草就；另一種是慢的，或者只開了個頭，或者只寫成個半成品就寫不下去。它們或者是由于思路還沒理順，或者是關鍵的證據還有待補充。有的半成品拖了三四年，最終補足了證據猶能“搶救過來”，也有的拖了將近十年，至今仍進展不大，幾近“爛尾”。投稿方面，我一直覺得當初何曉明老師的提醒很有道理，那就是老師幫你推薦發一篇，遠沒有你自己投稿得以發表對自信的培養來得大。我個人的投稿經歷可謂喜憂參半：有時非常順，有時碰的壁也不少。現在的刊物大多實行外審制度，但外審專家的水平也是參差不齊的。從最終發表出來的情況看，有的屬“自上而下”：比較權威的刊物拒了，最終在相對一般的刊物發出來。但“自下而上”的“逆襲”也經常有：相對一般的刊物拒了，但影響力更大的刊物反倒采用了。面對這些情況，投稿者無疑要放平心態，而且越是你自認為很有想法、有所發明的文章，越不要有過高的命中預期。
問：對您迄今為止的學習和研究影響較大的著作或學者有哪些（或哪幾位）？
答：湖北大學的何曉明先生是我走上學術道路的引路人。何老師為人慷概、豪爽，看問題洞察力很強，尤其是何老師能把研究文章寫得文氣豐沛，又很生動，讓我非常佩服。何老師作為我學術道路的引路人還有層特別的機緣。前面說過，正是由何老師介紹，我才能得以拜訪廖名春先生，何、廖兩位老師曾是武大研究生同學；待我考取謝維揚老師的博士之后，又發現謝師與廖老師俱出金老門下，此后與廖老師學術上的聯系就更多了。記得廖老師不止一次在人前介紹我時，也對我這段穿聯起他兩位師兄的經歷頗為稱奇。此外，對我影響最大的無疑就是我的博士導師謝維揚先生了。謝老師的治學、行文，如下幾方面給我很大的啟迪。首先是全面占有資料。全面占有資料，今天我們經常叫“竭澤而漁”。記得謝師經常說的話就是：不要做“隨手的研究”。所謂“隨手的研究”就是為了論證一個問題，隨便撿幾條材料論證一下，這樣是不行的，但凡講一個問題，必須建立在全面占有這一問題的所有相關資料的情況下才能下手。與“隨手的研究”相關，謝師對立說的質量也有嚴格的要求，經常告誡我們不要滿足于僅能貢獻“一家之說”的研究。我們今天經常講某人的文章言之成理，持之有故，這其實是在表彰了，但謝師說這還不行，你的工作必須做這個問題的“終結者”才行。我理解，就是要多做“斷其一指”的研究，少做“傷其十指”的研究。謝師經常說，你們做的研究，要有這樣的抱負：后人寫學術史，你的工作是別人繞不過去的。其次，謝老師經常告誡我們寫文章要嚴謹、有邏輯性，論證要堅實。謝師自己的文章就是典范，曾經有哲學圈的朋友跟我說，謝老師的行文，長句子非常多，有點類似我們翻譯老外的文章，這其實正體現了他在表述概念、論述問題時都力求做到全面、周詳。關于論證的邏輯性和堅實，謝師講課時經常跟我們說的話就是：你們在論證一個問題時，要時刻想著別人會從哪些地方駁倒你，那你就要把這些地方的漏洞統統堵上。最后，從謝師那里我認識到先秦史研究還要非常重視理論。謝師古史研究的理論成就是學術界公認的，比如他借鑒人類學理論研究周代家庭形態，借鑒西方酋邦理論研究中國早期國家和文明起源。直到最近，我們去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談省際合作，那邊考古圈的朋友提起謝老師的《中國早期國家》猶推崇備至，奉為經典。謝師對理論的特殊興趣，還可舉一事。做先秦史和古典學研究的學者，大概很少有人知道謝老師曾經翻譯過列維-斯特勞斯的《結構人類學》（與上海社科院哲學所俞宣孟先生合作），此書翻譯之難即便是西方學者也視為畏途（作者所用語言為相對古雅的法語）。我至今記得2014年我陪同謝師去美國訪問，一次在學校餐館就餐時，主人Robert Kelly教授向鄰桌的學者介紹謝師曾經翻譯過《結構人類學》時，好幾位學者不約而同地圍攏過來，眼神中充滿驚訝和欽佩。
{法]克洛德?萊維斯特勞斯著，謝維揚、俞宣孟譯:《結構人類學》，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5年
記得那時經常參加我們博士論文答辯的上海博物館李朝遠館長不止一次地說過，謝老師的古史研究一大特點是過人的理論素養，希望我們好好繼承、發揚。我這些年雖然在古史“層累”說、古書形成及年代學等方面嘗試進行一些貌似“理論”的思考，但感覺都很不成熟，自感離恩師的要求還相去甚遠，天賦及能力所限，這是沒有辦法的事。
博士畢業之后，在我學術的日常修習中受惠最多的是李學勤、裘錫圭兩位先生的著作。兩位先生的著作在我的書架上是享受“單間”待遇的，覺得這樣才能方便隨時取閱。李先生的文章多不長，但每篇文章都能直奔主題、有所發明，人們常說“積小勝為大勝”，但李先生有時很短文章中的發明卻等于捅破了窗戶紙，意義又非常大。其研究涉獵很廣，而且在幾乎每個領域又都能達到非常精深的了解，真是常人所難及。去年在清華紀念李先生的會上，李零先生總結說李先生是“天縱聰明”，真是恰如其分。裘先生的文章以邏輯謹嚴見長，且解決問題往往是系統性的，無論釋字還是對相關歷史的探討，常常問題一解決就是一大片，讀起來真有摧枯拉朽之感。兩位先生的文章有的我曾反復研讀，感覺每讀一遍都會有新的收獲。我尤其欽佩他們圍繞某一歷史問題，觸類旁通地把很多材料“串起來”的能力。這些材料有“明的”，也有“暗的”。“明的”雖屬司空見慣，但很多時候你可能根本沒想到還能這么用；“暗的”很多時候完全在你的視野盲區，以至于一經他們的點撥，我們常常驚訝失聲：哎呀，這個也是啊！前幾年中西書局策劃了“中西學術名篇精讀”系列叢書，兩位先生的學術名篇均有入選，并約請各自門人弟子寫了導讀，非常方便初學者學習、研讀。
就我從事的古書成書研究來說，李零先生的著作也曾給我很大的啟發。我最早知道李零先生，是在湖北大學讀碩士時讀他的《放虎歸山》，這不是學術著作，類乎雜文集。李先生文筆很好，這個集子中的很多文章也寫得語多戲謔、才氣縱橫，讀起來酣暢淋漓。雖然不是學術著作，但其中涉及不少學術界的佚聞、掌故，也有李先生對不少歷史、文獻問題的看法（如漢奸發生學、《孫子兵法》）。我正是由這本書才知道李先生對《孫子兵法》有精深的研究，等到研究《老子》一書的傳本問題時，自然就想到去讀他的《孫子古本研究》，由《孫子古本研究》進而去讀他的《出土發現與古書年代的再認識》，再進而知道李先生還研究過長沙子彈庫楚帛書，而且整理過《汗簡·古文四聲韻》這樣的書。特別是《汗簡·古文四聲韻》中“古老子”的字形，曾經對我思考唐宋《老子》古本材料的傳承有很大啟發。李零先生結合出土文獻對傳統辨偽學的“破”和對古書年代學的“立”，也對我有很大的影響。近人由出土文獻談所謂新校勘學原則，特別是對傳統校勘學所謂“原本”問題的反思，這些內容李先生在其《孫子古本研究》一書中都已導夫先路。正是讀李先生的書，我才知道余嘉錫先生和他的《古書通例》，在我此后研究《老子》“早期傳本”和《孔子家語》時，我也曾有意識地運用李先生關于古書體例和形成方面的原則來討論兩部書的成書問題。
問：請結合您的學習和研究經歷，為初學者提供一些建議。
答：最重要的還是打好傳世文獻的基礎。這既是前輩學者反復告誡的，也是出土文獻和古文字研究實踐一再證明的一條真理。如果傳世文獻不熟，你的出土文獻和古文字研究就沒法找到更多的辭例支撐。現在有電腦檢索，自然比過去用“引得”方便很多。某個關鍵詞出現頻次、涉及詞例可以迅速地調出。但熟悉文獻的目的卻遠非要用來檢索，更重要的目的是熟悉上古語言、語法現象，培養語感。經常有初學者跟我反映，說是讀了某部經典之后，什么感覺和體會都沒有。這種心態還是太著急，語感這東西，不是某部經典讀一遍就能培養出來的，要勤翻、熟讀。謝老師經常跟我們談起他們那個時候讀書所下的文獻功夫，他們不僅是讀，很多時候還是手抄。那個時代圖書出版、資料獲取，遠沒有今天便利，導致基本的研究資料都不易獲得。聽謝老師說，他們不只抄經典文獻，也抄重要的研究著作或工具書，像郭老的《卜辭通纂》、《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陳夢家的《殷虛卜辭綜述》都抄過，這可稱文獻打基礎的“童子功”。今天這些研究著作或工具書，大概很少有人還要去抄，但對于儒家十三經、先秦諸子這些研究的基本文獻，有沒有下過“童子功”效果還是完全兩樣的。我的建議是，能抄還是要抄。但抄也要講究方法，最好能把精讀和抄結合起來。比如，每抄一章或一篇，就停下來疏通一下文義，翻看一下注疏，對于其中重要或有待探索的問題，做些標記，這樣當你完整地做完一部經典時效果肯定是不一樣的。如果能對照高郵王氏的《經義述聞》、《讀書雜志》再讀一遍，收獲肯定又不一樣。關于苦練文獻的功夫，這里可以分享一則關于姚小鷗先生的逸聞，出處我記不清了，大概出于別人的記述。據說姚先生為了應付無聊又冗長的會議，在下面反復默寫《康誥》。大家都知道姚先生向以《詩經》學研究名家，但于《尚書》篇目，用功竟也如此之勤，這同樣體現了前輩學者習讀文獻所下的“硬功夫”。
從我的學術經歷看，有點像“雜食動物”，這固然不如科班出身“精專”。但我們同樣不要把科班出身理解為越專越好，對其它學科或專業的知識徹底地“心無旁騖”。前人講藝不壓身，對不同專業或領域的知識，多了解一點還是很有好處的。我們經常發現在某一領域水平很高的學者，在其它領域的認識甚至低于一般的水平，這都是太過于“專”。現在坊間經常流傳一個什么“鄙視鏈”，大概是不同專業間互相看輕，說什么古文字看不起古代史，古代史看不起古代文學，古代文學看不起古代哲學……，既然是“互相”，這個“鄙視鏈”倒過來可能也適用。這個“鄙視鏈”大概更多是個玩笑，專業研究者如果真有這個意識，那無疑是“潔癖”過了頭，實際上等于畫地為牢，自我遮蔽。《荀子》曰：“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闇于大理”，說的正是這個道理。我們以古文字考釋為例，有些字其實并非標準意義上的古文字學家認出來的。像楊樹達先生，今天一般都不把他看成古文字學家，但他在金文研究上卻時有發明，這主要得益于楊先生深厚的小學功底，以及在上古語法研究上的精深造詣。楊先生有些在金文釋讀上的發明，準確來講，不是“釋”出來的，而是“讀”出來的：由于對傳世文獻非常諳熟和卓絕的語法修養，楊先生有非常過人的語感，對某個詞放在特定語言環境中該如何讀有一個大致認識，再輔之以他在聲韻、訓詁方便的良好基礎，這個詞的準確釋讀可以說就呼之欲出了。楊先生的例子告訴我們，解決文字釋讀，語法方面的知識有時也能起到奇效。當然，語法之于文字釋讀畢竟還是相對“近緣”的，那些稍微遠一點的領域或學科如果很隔膜或完全不了解，肯定也會影響相關問題的解決。關于對不同專業或領域研究的兼綜和采借，我近來還有一個體會。傳統的西周史研究，對于史料的年代學判斷往往流于簡單化，似乎文風只有像周初八誥或金文那樣佶屈聱牙才是西周文獻，稍微淺白一點都不行。其實，彼時的文體是很豐富的，最起碼《書》之外還有入韻的《詩》類文獻呢，也就是說它們可能只是橫向上“共時”存在的不同文體，但我們卻每每將它們理解為“歷時”性的代際差異。但這樣的誤解從事古代文體學研究的人就不太可能犯。我最近專門關注了古代文體學研究者的成果，他們在這個問題上的自覺意識和研究的深度讓我非常吃驚。這個例子尤其說明不同專業和研究領域之間的溝通和交流是非常必要的。
問：在數字化和信息化的時代，電腦技術或網絡資源對您的研究具有什么樣的影響或作用？
答：電腦技術和網絡對于研究資源的獲取是無可替代的，也是利器。但我在這方面的水平自感很一般，很多時候一些最新或不易找的資料，我的學生可能比我都來得快。當然，一些基本的如甲骨文、金文、簡帛資料的數據庫也經常使用，檢索起來確實非常方便，沒有這些數據庫，今天要從事學術研究，感覺就像冷、熱兵器之間的對決，是很困難的。不過，由于我不是做古文字的，對字形、造字等倒沒有那些專業的要求，感覺現有的電腦技術還足以應付。
問：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與眾不同的一點，在于許多論文或觀點是發布在專業學術網站上甚至相關論壇的跟帖里的，您如何看待這一現象？您對相關的學術規范有何認識或思考？
答：這確實是非常現實的問題。由于正式刊物發表論文都有一定的周期，現在很多學者都非常重視網絡發表，包括論壇的跟帖。現在出土文獻研究領域，引用網絡上的成果已經司空見慣了，就像國際上很多刊物都有網刊，這恐怕是個潮流。相反，你如果完全不看網絡上的成果就會很隔膜乃至落伍。我曾經在審稿中就發現有作者對一個非常重大的學術熱點問題完全不知道，而這個問題恰恰是通過網站發布的，這就說明現在的學術研究再守著“刀耕火種”的方式肯定是不行了。現在新材料甫一公布，網絡上很快就會掀起熱烈討論，尤以論壇跟帖最為活躍，大家好像都沖著文字釋讀的“發明權”。這差不多已經成為新材料公布之初的“日常”了。但論壇跟帖之類意見的學術嚴謹性又常為大家所詬病，比如多用網名而非實名，不少意見多是隨口一說，完全沒有論證等。我覺得對于論壇跟帖這種討論形式還是應該多加鼓勵。盡管有些說法相對草率或有點“著急”，但也應該承認：這種討論形式也大大推進了新材料的快速消化和理解，哪怕是隨口的說法有時也很有價值。但對于爭什么首發權，我本人看得很淡，如果你真有水平，即便公布很久的文獻依然會有屬于你的發現。舊材料你能看出新問題，恐怕才更能說明你的實力。而且，新材料公布之初的論壇跟帖式討論，大多涉及文字釋讀，對于新材料背后的歷史信息，反倒很少涉及。一哄而上的熱鬧之后，對新材料背后歷史信息的解讀，很多時候感覺才剛開始。另外，對于論壇跟帖形式的“發明權”或“知識產權”，有時也未必要上綱上線。如果論壇跟帖僅僅是提出想法卻毫無論證，而后來者卻能夠廣搜材料，完成嚴密的論證，那后者的貢獻無疑也是需要肯定的。就像物理學或數學領域的很多猜想，在未被證明之前僅僅只是猜想，一旦被證明往往引起更大的轟動，證明者的學術聲譽甚至還要超過提出猜想者。實際上，對于網絡上的成果，其知識產權屬性本來就存在模糊之處。比如，很多學者最初在網絡上發表的嚴密論證的文章，有的還是長文，后來又在紙刊或論文集上發表，對于這些紙刊或論文集來說，他們能夠重復發表就說明他們對網絡文章的知識產權是不那么認可的。或者至少在他們看來，如果真的出現與此有關的糾紛，在現行體制下也是容易解決的。另外，也有年長一點的學者反映他們上網不多，對論壇跟帖之類意見很難做到及時、全面的跟蹤。其實這一點也容易解決，現在很多研究生的學位論文選題流行做集釋，像吉大古籍所近年很多“集釋”型的學位論文就做得非常好，知網又多有收錄，一冊在手，各家意見包括論壇跟帖中的說法都可以一覽無余。
審稿人：劉暢
